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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浙江凭啥睥睨全国?

生产、消费、分解,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循环。一个世界性难题随之产生——“垃圾围城”“垃圾围村”。2000年,杭州成为全国第一批8个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之一。

一个城市的试点,已成为全省的实践。从13年前作出生态省建设和“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决策部署,到近年来的美丽乡村建设、“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四边三化”等重点工作,浙江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任接着一任干,把垃圾分类处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由点到面,从城市走向乡村,实现普遍推广。

对大多数人而言,垃圾处理似乎只是从自家垃圾桶到公共垃圾箱的距离,但对城乡管理者而言,这段距离却漫长而复杂。对此,浙江如何精心规划、潜心探索,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之路上加速奔跑?


一项突破:“农村包围城市”


“中国最美县城”桐庐,183个行政村中,有29个取消了保洁员。设立农村保洁员,为的是建设美丽乡村,如今为何取消?村民有底气地回答:“大家主动清扫垃圾,自觉垃圾分类,保洁员没了用武之地。”

农村的脏乱差,归根到底是垃圾问题——垃圾乱丢乱扔乱堆的同时,又得不到及时清理。浙江垃圾分类的突破口,就锁定农村。相比城市,农村生态环境脆弱、环保基础设施较差。从这一环境“痛点”出发,浙江从农村垃圾集中处理、村庄环境清洁卫生入手,推进村庄整治建设。

垃圾少了、村庄干净了,一大批美丽乡村开始涌现。与此同时,浙江在2012年出台加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实施意见、2013年推行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试点,进一步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

从一个个村庄的蜕变中可以发现,垃圾分类已是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浙江农村垃圾分类在全国有三个领先:一是全省农村垃圾集中有效处理已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标准是到2020年达到76%;二是全国利用机器成肥的省份,500多个村庄试点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三是全国在农村展开垃圾分类的省份,4500个村庄推进农村垃圾分类与三化处理工作。可以说,浙江的垃圾分类,开始于城市,标杆在农村,环境整治蕴含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智慧。


一套机制:落细落小下功夫


人人制造垃圾,人人讨厌垃圾,人人为垃圾烦恼。作为一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垃圾分类”一词出现在浙江2015年十方面民生实事中,目标是“设区市城区垃圾分类收集覆盖面达到50%”。

2015年底,这一目标如期实现。不仅如此,全省县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9.3%,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覆盖率超过90%,4500个省级生活垃圾分类与减量试点村每年减少40多万吨垃圾。

2014年和2016年,浙江先后出台《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实施意见》,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出了要求,同时结合“十三五”规划制订,编制完成《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浙江省生活垃圾分类五年行动规划》,并出台《浙江省餐厨垃圾管理办法》。

好的顶层设计,让垃圾分类处理有章可循,其中也少不了监督考核“指挥棒”的作用。在杭州、宁波、绍兴、金华等市,生活垃圾分类被纳入各部门、各城区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年度工作考核,做到垃圾分类工作与年度重点工作、各类文明创建工作一同部署、一同落实;在金华,建立市对县季查,县对乡、乡对村月查的分级督查考评制度,与年度考核和奖金挂钩。

此外,浙江农村完善源头追溯制度,对每个垃圾袋进行三级编码,一级代码为垃圾分类号,二级代码表示卫生责任区区号,三级代码表示户主代号,实现垃圾“见袋知主”,便于监督考核;一些地方建立计分奖惩和责任包干制度,村卫生保洁员每日对村民垃圾分类投放情况进行检查;一些地方开展村对农户垃圾分类评优,建立“笑脸墙”“红黄榜”公布结果。严密的制度设计,使心存侥幸者难以蒙混过关。百姓良好卫生习惯正在养成,垃圾分类从“政府推着走”逐渐过渡到“百姓主动干”。


一种理念:“人”是核心


浙江的经验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原则。全省各级财政每年将垃圾分类与减量处理等经费纳入预算管理,2015年的资金达44.13亿元。在浙江各地,有一个共识:垃圾分类涉及千家万户,如果没有调动人的积极性,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金华市金东区的垃圾分类曾因央媒连续报道成为“网红”,它的秘诀之一就是通过提高家庭主妇的认识,提高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率;杭州、宁波等地居民小区,通过开展微信积分换小奖品、“一户一码”实名小奖励等活动,让居民对垃圾分类习惯成自然;还有更多的村庄,将垃圾分类写入村规民约,以乡土社会特有的方式,破解乱丢乱扔垃圾的陋习……

纵观浙江探索十多年的垃圾分类,有同一个主旨——垃圾分类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也有同一个目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正是浙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缩影。

浙江的垃圾分类工作,频频进入公众视野,成为全国学习推广的典范。特别是在浙江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超过90%,4500个农村垃圾分类与减量省级试点村,每年减少垃圾40多万吨……2013年以来在农村试验推广的这项“绿色革命”,成效令人瞩目。


处理能力如何提升?


随着垃圾分类制度全面推行和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浙江省各地的处理能力快速提升,日均有效处理垃圾近2.5万吨。尤为难得的是,截至2015年底,全省已有83个县(市、区)的4500个建制村,以更高的要求,对垃圾进行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

但在这背后,农村垃圾处理能力总体不足的短板也不容忽视。据省农办估算,全省农村日垃圾集中处理能力,仍有约30%的缺口;而从减量化、资源化这一高要求来看,仍有八成村庄需要努力。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终端分类处理能力不足,导致一些厨余垃圾、危废垃圾存在“先分后混”的尴尬。部分地处城郊接合部的村庄,厨余垃圾仍在焚烧或填埋处理,挫伤了农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令人欣慰的是,全力推进垃圾分类的浙江,正在加紧补齐这些短板。根据《浙江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浙江省正以末端分类处置促进前端分类长效推进,到2020年,50%以上市县将具备两种(含)以上生活垃圾末端分类处置能力。目前,省农办正积极推进已建成垃圾中转站、垃圾资源化利用站等设施运行维护,加快谋划、建设果蔬处理中心,推进城区及周边农村果蔬垃圾、农作物余料、厨余垃圾等分类处理。


处理技术如何突破?


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终端设施和处理技术至关重要。本着因地制宜原则,浙江各地农村探索出机器快速成肥、太阳能普通堆肥和微生物发酵处理等模式。尤其是机器快速成肥,更是浙江独有,截至今年底全省已配置700多台机器。大量试点实践显示,这些模式较好实现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全省农村每年减少垃圾40多万吨。

模式虽好,仍需因地制宜地使用。在考察各地普遍选用的太阳能堆肥模式后,浦江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马深源发现,建太阳能堆肥房的方式,并不适合山区县浦江。“这种模式,在人口密集、垃圾量多的村庄较合适,但山区小村垃圾量少,堆肥时温度上不来,成肥效果很难保证。”马深源说,太阳能堆肥发酵后,“产出的有机肥是带水的,运输过程如何减少污染、农户是否接受这种肥料,都成问题。”

综合考量后,浦江选择机器快速成肥设施,每个乡镇设置一个处理中心,全县共有40多台机器,实现了农村地区全覆盖。“可烂垃圾经机器发酵,24小时就能成肥,而且都是干的有机肥,很抢手。”马深源说。

但这种模式并非“万能良药”。不久前到浦江调研的同济大学专家提出,“建一个处理中心动辄需要几百万元,想全面推广有不小难度”。

在垃圾分类处置过程中,处理技术也须引起重视。据介绍,部分农村垃圾处理终端的填埋场,规划选址不科学、防渗漏技术不过关;有的农村垃圾焚烧炉也有规划选址不科学、炉灶建设技术不过关的问题,导致垃圾集中处理后变分散污染为集中污染。

针对上述问题,浙江省正积极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关键技术集中攻关,特别是加强生物发酵成肥、厨余垃圾处理成有机肥的多元化利用。


处理经费如何保障?


据省农办测算,平均一个村每年共需垃圾收运费用6万元至10万元,这笔运行经费主要由县、乡(镇)、村三级承担。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各地处理经费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口,仅靠政府投入难以为继。

金华市金东区为全面推广农村垃圾分类,市、区两级财政出资,以每村10万元的标准,为全区约450个村建设太阳能堆肥房,一次性投入约4500万元;以每人20元的标准,为全区20多万人购买分类垃圾桶,每两年更换一次。“这样的投入,尚在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如果使用机器快速成肥,不算建设成本,每台机器光运行成本就要9.8万元一年,财政压力不小。”金东区农办副主任王瑞良说。

为解决这一难题,不少地方开始探索市场化动作,吸引民间资本参与,走垃圾处理产业化之路。在桐庐,通过设备生产和技术研发,出产的有机肥,目前已在省内各大超市上架销售,一斤售价达6.6元,售出超过3万包,企业所得利润可反哺垃圾分类长效管理经费,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产业链。

专家表示,由于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和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目前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还不高。各地应研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尽快培育资源再生利用市场,推动垃圾分类处理形成产业。


居民习惯如何养成?


在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五区,设有多个垃圾房。按照分类投放要求,每个垃圾房都配有“餐厨垃圾”“其他垃圾”等不同颜色的垃圾桶。但日前发现,桶里面的垃圾仍旧“一团混”。有居民反映,垃圾分类刚推行时有很多人响应,后来由于一些居民未养成分类习惯,影响到周围其他居民,分类做法最终未能坚持下来,如今已变成“哪个垃圾桶空着就投哪个”。

居民难以形成分类投放习惯,一直是城市垃圾分类推进缓慢的主因之一。杭州市区曾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曾对各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工作情况开展检查,发现问题725处,其中垃圾错投、分类错误等问题419处,占总数的57.8%。

针对垃圾没有分类的情况,浙江各地通过居民使用手册、社区宣传橱窗、移动宣传板等形式,加强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杭州、宁波还推出电视公益广告。杭州、宁波、嘉兴、绍兴等地,建立了由环卫工作人员、街道干部、小区管理员和热心市民等组成的分类现场指导队伍,在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时段到现场指导,提高分类正确率。


分类制度如何规范?


央广网一项调查发现,九成以上网友表示,平时没有垃圾分类意识,主要原因除了“习惯不到、没有受到相关宣传普及”外,就是“分类价值不明确”。

“目前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小区,大多依靠物业监管落实,需要小区保洁员进行二次分类,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够应付考核,治标不治本。”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分类指导科科长曹勐奇说。

缺乏制度性约束,是垃圾分类推进缓慢的重要原因。有专家指出,现行法律法规对生活垃圾分类只有鼓励性条款,对各级政府职能、公民权利义务、分类行为规范等,缺乏明晰的刚性约束和制度规范。

为补足制度短板,让垃圾分类更有章可循,杭州在国内省会城市中率先出台实施《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配套发布《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规定居民垃圾分类不到位,最高可罚款200元;宁波也启动了《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立法;温州、绍兴、台州、丽水等市则结合实际制订有关条例,对生活垃圾分类提出了制度要求。

有了制度约束,垃圾分类的监管力度明显提升。《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11月底,共发出整改通知236条,执法处罚案件约40件,有18名居民受到处罚。


共治机制如何形成?


引入企业和社会资本,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让垃圾处理产生价值,是各地期盼的垃圾处理长效模式。但有专家指出,我国垃圾回收方式与发达国家不同,多数有价值的废品通过卖废品、捡破烂等形式回收利用,剩下一些价值较低的废物,如旧衣服、废玻璃等,看似可回收,实际上回收成本比生产新产品还高,“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居民参与度也难以提高”。

这种困境正被打破。去年6月,浙江本土企业、从事垃圾回收再利用的“虎哥回收”,在杭州市余杭区选择了10个社区,与街道、社区物业合作,试点“互联网+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新模式。

按照这种模式,居民只需完成垃圾“干湿分离”,即餐厨垃圾、厕所垃圾为“湿垃圾”,其余垃圾为“干垃圾”,“虎哥回收”都负责回收,并付给居民每公斤0.6元的“环保金”。用这些“环保金”,居民可在“虎哥回收”设置的回收站、便利店换取近2000种商品。

“这种分类方法简单易操作,又有利可图,居民参与度非常高。”公司副总经理胡振斌表示,试运行半年多来,10个小区居民平均参与率近90%,有的达95%以上,同期生活垃圾减量达26%。

这种“政府—企业—社会”共同运作的垃圾分类模式,如今正在浙江省推广。据省建设厅介绍,目前已有127个小区开展智能垃圾分类试点,利用二维码、物联网等手段,采取积分奖励等形式,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